海闯荡，总归有条活路。 而在税收上，楚州所承受的压力并不大，且不提土地的产出，一条淮扬运河就足够上全州上下的日子过得舒服了，因此转嫁给普通农户身上的压力，也就相对轻松。 关于土地兼并的问题，楚州官府自然不可能毫无察觉，但却很少干预，不愿意去触碰利益集团是一方面，楚州政况民生没有大问题，也是一方面，正常情况下，能够相安无事，没有人愿意主动去招惹是非，这也是官僚的特征之一，维稳本就是他们治理地方的责任之一。 而土地兼并带来的社会矛盾，只要还能压制，不造成大的纷乱，那就是稳定，稳定就代表太平无事。何况，还有两税制这项法条可以解释，土地可以自由买卖，那就意味着土地兼并本就是合法的。 仅从汉法而言，唯一可以指责的，便是土地大规模的隐匿现象，这往往意味着逃税漏税的情况，是在侵害朝廷官府的利益。 但这个问题，对楚州而言，也不算是什么大问题，因为这些年，对于道司分配下来的税收任务，楚州往往是足额上缴，除非天灾等特殊情况，从来没短过。 又不得不提朝廷税制的弊处了，两税法下，由中枢到地方，层层摊派，实则带有一定包税的性质。虽然朝廷制定一系列计税依据，但在真正执行的过程中，根本不可能完全按照朝廷那些条条框框来。 而土地、财产之多寡，贫富之差，既然肉眼可见，但事实上很难具体量化，其参考属性自然大大降低。而各地官僚收税，最终形成了层层摊派、层层剥削的情况，而主要针对对象，自然是那些好欺负、好剥削的平民百姓，如农、牧、渔户，以及小手工业者。 至于朝廷制定的那些计税依据，在各地具体落实之中，也渐渐形同虚设，早期在朝廷严刑峻法之下，或许还有所收敛，但官僚们的堕落速度是超乎人想象的，随着承平日久，胆子也逐渐大了起来，而地方官员掌握的治权本就不小，有些地方官员甚至抛开两税，自己另搞一套。 这种情况，在开宝二十四年的当下，已然十分普遍，全国各地都是这般。对于此等乱象，朝廷不是不了解，也不是不管。 只是，过去之时，朝廷最看重的就是财税，最顾忌的就是各地财税收不上来，刘皇帝当年的集权改革，财权就是一大重点。 如今，各地官府，根据朝廷每年制定的税额，保质保量地收缴上交，这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地方官吏们是这么想的，也是这么做的，中枢朝臣也有不少人持这样的看法，只要别搞得太过分，激出民怨，闹出乱子…… 楚州这边，也不能“免俗”。开宝二十三年，由财政司制定，淮东道分派下来，楚州的税额在三十一万贯，对于寻常州县而言，这可是一笔重税。 但偏偏楚州不是一般州县，耕地众多，地况良好，水利发达，产出巨大，同时享受着运河带来的利益，商税充足。因为临海，渔盐之利也得到一定的开发，过去这些年，占城稻以及棉花种植，都在楚州得到推广，这些都是来钱的东西。 因此，区区三十一万贯，对楚州而言，实在不算什么，即便有困难了，地方上的“贤达”们随便挤一挤，就足够州府完成任务。 楚州的情况这么好，道司那边自然是满意了，不会提出其他要求，至于土地问题，就更不看在眼里了。而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，道司分下来三十一万的税额，楚州的官僚们又岂会只收这么多？显然是不可能的。 按照大汉最新的财税分配原则，中枢占一半，留道两成，余下三成则归下属州县的行政支用。但地方的官府们，又岂会本分地按着这个额度来？ 事实上，整个税赋链条中，出了上缴中枢的那五成外，自道司以下，全都有一个多拿多占的心理。道司觉得两成不够，要占更多，州府扛不住道司的压力，自然向下属县、乡施压，一层层压迫下来，基层收税，自然怎么高怎么来。 而楚州这边，在去年实际收取的税钱，足足有四十万贯，刨除该上缴的中枢与道司的固定部分，剩下的也足以让州里过得滋润，而具体到县乡，真正收取的税钱，显然也远不止四十万贯。 官僚嘛，往往就是这样的，朝廷定下一个税额，在实际征税的过程中，层层盘剥压榨下来，他能搜刮出三倍、五倍乃至十倍的数量。 赵承宗算是有一定节操的了，为政比较克制，但也不是完全按照朝Ｍ.zzＷTWｘ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