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夏目前的财政根基还是农民。延续的是中唐时执行了一两百年的两税法,即主要是财产计税,按户征收。 这是个很好的征税方法。为此,唐德宗吃了大亏,裤衩都差点让人扒下来,仓皇跑路。 主持这项改革的宰相杨炎的下场也不好,提出后两年,就被贬谪,前往崖州的途中被赐死。 每次改革,都是要有“献祭”的啊。 既然唐德宗、杨炎等人已经付出代价了,并且这项制度被一直坚持到现在,邵树德当然没有废除的理由。 难道不按财产征收,继续按人头收钱么?那是劫贫济富,损害帝国根基。 正常的户税、地税之外,晚唐以来金额节节攀升的商税更不容忽视。事实上,自唐懿宗往后,若无商税补贴,唐廷早完犊子了,根本不可能坚持到乐安郡王这一代。 就大夏来说,邵树德其实不是很看重几个商社的盈利能力,那个真不是大头,他甚至让户部把自己收到的分红发给五品以上文武职事官,作为福利,鼓舞一下士气。 朝廷真正入手的大头,其实是这几家商社缴纳的税金。 它们由内务府经营,理论上是“半国企”,真没必要偷漏税。盖因即便逃税了,也落不到自己口袋,还影响仕途,何必呢? 商税,自汉以来,重要性与日俱增。 中晚唐时期,可能是因为武夫们需要搞钱,商业突然出现爆发式增长,增速比起汉代至唐初,高得惊人,发展至北宋时,达到了阶段性顶峰。 邵树德毫不怀疑,商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会越来越高,是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,绝不能轻忽。 都说封建社会抑制商业,但这事也不绝对。 至少,中晚唐不抑制商业,商人都可以做官。北宋似乎也不抑制商业,政府甚至深入插手商业,以至于都有点过分了。 人都是现实的,当面临焦头烂额的财政缺口时,宰相们会舍得商税这块大肥肉吗? 除非他们集体堕落,只有门户私计,不关心朝廷怎么样。或者王朝初期缺乏专业人才,只能照抄前朝,制度设计有严重缺陷,以至于统治阶级有足够的理由麻痹自己,放弃商税。 邵树德对商业的态度十分开明,甚至主动推进其发展。 儿子、孙子的观念,也由他从小培养,对商税这一块,自然是十分重视的。 王朝初期开了好头,有时候就形成惯性了。 “最后,朕还想谈谈西域商社。”邵树德教完孙子,又把目光投注在储仲业身上,说道:“与安南商社头两年差不多,现在还在亏。” “陛下……”储仲业有些委屈:“西域商社现在只有商屯,招募人手、采购农具、牲畜、种子,平整荒地,开挖沟渠,花销极大。这都是为了配合疏勒杨帅和北庭符帅,若非这两事,本不至于经营得这么磕磕绊绊。外头有些商队,名义上去西域商屯,实际是去掠奴的,故大发其财。但西域商社没法这么做啊……” “好了,朕没有怪伱的意思。”邵树德笑道:“符存审的奏疏中,可是大大褒奖了西域商社。你们在天山北麓商屯,产出数万斛粮食,帮了大忙了。” 北庭方面多出来的粮食消耗主要是安西第五镇——双河镇军及其家属的安置。 同光元年及二年,北庭新增一千府兵及两千双河镇兵。 同光三年,因为商屯较为得力,前期安置的民户也逐渐有了产出,又增双河镇兵四千人,算上家属,一共两万,分驻双河镇、叶河守捉、东林守捉三地。 如此一来,双河镇已经有六千兵。其中双河(今博乐)驻军两千,黑水守捉、西林守捉、叶河守捉、东林守捉四城各驻兵一千,算是把北庭西半部分的防御体系给粗粗完善了——镇兵主要来自横野、平卢、落雁、广捷四军。 今年会继续增设镇兵,迁移其家人,开销仍然要靠商屯来支撑。所以,西域商社确实是顾大局的,邵树德也深知他们的贡献,故不会太过看重其前期收益。 国企嘛,有时候必然要承担政策性亏损。政治利益排在商业利益之前,这是没办法的事情。 储仲业听邵树德这么一说,心下稍安,立刻表态道:“陛M.ZzWTwx.COm